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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于中国美术馆国家美术馆项目办公室，出版《恩施民居》、《公共美术馆建设标准》等
我们知道，相对于砖石，木材有着天生的劣势。比如：受木材力学性质与尺寸所限，难以建造相比砖石建筑的大尺度建筑；木材易于燃烧，且不耐腐蚀，难以建造“永生”的建筑。为何中国传统建筑偏偏选择了木材——这一看上去劣势颇多的材料作为建筑主材？
这样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建筑绕不开的话题。可能也是稍对建筑感兴趣的业外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个问题在学界似乎仍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研究此问题本身便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本人定然没有能力对中国传统建筑历史理论做什么推进工作，只能总结一些学界目前尚存的理论，并做些许的个人理解。
相对的，西方传统建筑简直就是“石头的史书”。从金字塔开始，半岛电子西方人便开始使用石头作为建筑物的主要材料。而中国则至少从周代则开始使用木材盖房子，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宅。当然，中国传统建筑结构的一般说法——“木构架为主干，墙体只是围护结构”是有限制条件的，即对明清时期广大汉族地区的建筑来说，基本是对的。在古代，不全是这样。唐代以前，甚至一些大型宫殿也属于土木混合结构而非全木构架房屋。大约在盛唐以后至宋代，宫室、官署、大第宅才基本采用全木构架建房屋。[1] 也就是说，我国用木构架代替土木混合结构建造宫殿等重要建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漫长的选择过程说明了中国传统建筑偏执于木构（甚至全木构）一定不是某种偶然因素造成的。
由于石头天然比木材更耐久，这便造就了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建筑现状：他们的石头尚在，我们的木头却早已不存。公元前近3000年的金字塔（图1）如今愧然屹立；公元前数年的雅典神庙（图2）依旧巍峨；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仍然金碧辉煌。而我们“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只存在于文字里；我们的未央宫、大明宫（图3）均需考古学家去想象复原；我们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仅为公元8世纪的唐代遗留（图4）。
木建筑这种天生“短命“的特点曾使得部分人轻视中国木建筑的重要性，看低其建筑艺术价值，认为西方“永存”的石头建筑才是“建筑之树”(图5)的主干[2]。这是十分不正确的。事实上，无论在技术还是艺术上，我们都无法找到一种合适的标准和尺度来比较他们。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就，正如我们无法说达芬奇、拉斐尔就一定比同期的沈周、文征明成就高很多一样。
其实，在中西方建筑都处于“蒙昧”的时期，双方均会使用石头和木材盖房子。西方早期就有很多的木结构三角屋架，中国在隋代便有“双撞法”（大小拱券相结合的方式，图6）的先进石头拱桥技术[3]。中国的陵墓建筑中依然大量使用砖石结构。
事实上，有观点认为，关于“拱券”的技术，中国是早于西方的。只是之后中国选择了木材的梁柱体系，西方选择了石头的拱券技术，各自走向了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4]。西方从石头的平梁体系（希腊时期）发展出拱券（罗马时期），乃至哥特的飞扶壁[5]（图7），拜占庭的帆拱[6]（图8）；中国则抛弃了原始的木质三角形屋架，逐步发展出以斗拱为亮点的垂直受力体系[7]。
另外，单纯从材料结构角度考虑，在建造大尺度建筑的能力上，木材是天然不如石头的。因为木材的天然尺寸限制、强度限制，使得人类难以建造超过木材尺寸与受力极限的建筑。石材则不同，其天然抗压，可建造尺度宏大的拱券，因此也可以建造相较于木建筑体量大数倍的石建筑。
中国为何选择了一种寿命短且难以盖大房子的材料呢？是中国人不求永久也不求大吗？
此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发祥地（中原等地）“多木材，少佳石”[8]。而西方则佳石居多。故中国建筑多使用木材，西方建筑则多使用石材。此种观点显然不正确。古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木材和石材几乎都“遍地都是”。而且，中国古代建造宫殿，均不是就地取材的。阿房宫赋中的“蜀山兀，阿房出”，说的就是阿房宫所用的木材来自四川。明清时期的宫殿，很多都采用东南亚进口木材。埃及金字塔所用的巨石，也不是尼罗河畔就近沙漠中所能开采的[9]。
南京博物院的设计者，建筑师徐敬直认为，“中国古代人民的生计基本上依靠农业，经济水平很低，因此，尽管木结构房屋容易燃烧，二十多个世纪来仍然极力保留作为普遍使用的建筑方法”[10]。但是中国古代的经济水平是否真的低于同期西方？相信很多人不这么认为。
李约瑟则认为是中国特殊的奴隶社会制度造成的。“因为中国各个时期似乎从未有过与之平行的西方文化所采用的奴隶制形式，西方当时可以在同一时间派出数以千计的人去负担石料场的艰苦劳动，中国文化上绝对没有类如亚述或埃及的巨大的雕刻模式”[11]。中国在劳动力规模上最早能与之相较的便是万里长城的修建。但中国历史上没有早于秦始皇的绝对统治，而此时，中国建筑的基本性格已经完成。但是根据郭沫若的研究，中国周代、殷代，均有大量的奴隶存在，是完全可以调动不亚于西方的大规模生产力的。
李允鉌推断，“中国建筑发展木结构体系的主要原因是在技术上突破了木结构不足以构成重大建筑要求的局限，在设计思想上确认这种建筑结构形式是最合理最完善的形式。”[12]
但是，尽管中国唐代建造了宏大的麟德殿（图9，可能是目前认为最大的木构单体建筑），但其建造方式依然采用了两个坡屋顶水平拼接的方法，只是“挨在一起”的单体。且其体量依然无法与西方宏大的石头建筑相比。
李允鉌还认为半岛电子，木建筑以框架结构为体系，同时具备先进的模数[13]概念，加上木材易加工，使得中国古代木建筑建造速度远高于西方的石头建筑（西方的传统建筑建造时间动则过百年，中国古代建筑建造时间最多十数年）。这是极具经济性的。
此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变化转化而非永恒。西方文化则强调不变恒久而非动态。
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其著作《园冶》中便有如此论述“固作千年事，宁知百岁人；足矣乐闲，悠然护宅”。他认为，人和物的寿命是不相称的，物可以传千年，人生不过百岁。我们所创造的环境应该和预计自己可使用的年限相适应即可，何苦希冀子孙后代在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生活呢。
西方建造金字塔便是为了放置期待永生直至复活的木乃伊，他们定然需要建造恒久不变的建筑，以供永生人居住。
中国历史上和西方有着显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中国任何时候从未有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而西方的建筑史，本质上是神庙和教堂的建筑史。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便认为半岛电子，半岛电子这个问题涉及古代一个民族对建筑的基本观念要求，一个以人为中心，一个以神为中心，也就是所谓的“人本”和“神本“的文化概念。“神”是永恒的，“人”却是暂时的，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下自然产生不同的选择态度和方法。[14]
历史上，除唐代和清代以外，中国历朝历代的宫殿建筑均是推倒重来的。我们似乎对古代建筑的保留就从未感兴趣。
以上，是本人在有限精力和时间内能想到的关于中国采用木结构建筑的学界理论。定然，其中未必有一条可以被所有人认可的，但也未必完全错误。此次选题本就是一个宏大叙事，目的也只能将此“谜团”化得更开一点而已。
由于罗马时代的拱券技术，西方石头建筑脱离了希腊时期厚重且空间效率低下[15]的梁柱石材建筑体系（图10）。罗马的万神殿（图11）便开了拱券技术先河。当西方人希望将建筑体量做大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将拱券规模加大。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屋顶拱券带来的侧推力[16]问题。因此，哥特时期发明了飞扶壁，拜占庭时期创造了帆拱。西方建筑很容易就能创造直径数十米的无柱大空间（穹顶之下）。这对于中国建筑来说是几乎无法做到的。
另外，西方的教堂建筑原型是巴西利卡[17]（图12），其开门一侧是我们中国所谓的“山墙面”，即三角屋顶的三角形一侧，长方形平面的短边。也就是说，如果西方建筑想要加长，只需要复制单元三角屋架（此三角屋架后期发展为拱券）即可，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这是西方人希望的朝圣序列空间。
上文已表，中国建筑因木材限制，其本质上就难以形成能与西方建筑相比的单体建筑体量。但是，我们去故宫时，能不为其规模恢宏（图13）而感慨吗？这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呢？要知道，故宫中最大的太和殿，其面阔不过63.96米，进深不过37.2米，里面还有“数量可观”的柱子。明代上朝时，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能进入太和殿（明初名为奉天殿，嘉靖年改名皇极殿，清代名太和殿）觐见皇帝（见图14）。每逢需文武百官朝拜的庆典之日，大部分官员均站立于太和殿前广场。
所以，中国人的朝圣，是室内外相结合的。太和殿前的太和门（图15），虽然称之为“门”，但其体量与房子无异，只是前后没有封闭而已。故宫中几乎所有仪式性的“门”，都不是常规意义的门，它们是一个有顶的空间。
由故宫平面图（图16）可以想见，当一外籍使者想要入殿觐见皇帝。需要穿越数道非人尺度[18]的“门”（这是具有一定室内意义的门），穿越数个非人尺度的广场，经过数个非人尺度的室内外空间交替，攀爬上高度几乎不亚于建筑本身的台阶，“历经坎坷”才见到皇帝。其内心惶恐定然会出现。
图16 紫禁城外朝前三殿及皇城至午门间总体平面图，源自《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
李允鉌在其《华夏意匠》中论证了中国古典建筑是以“院”为中心的建筑群，“院”是外界环境和室内环境的过渡。“院”的重要性和房屋的重要性是等同的，这样，分散布置的单座建筑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19]
故，中国建筑的宏大是通过体量不大的单体建筑与室外空间组合形成的。这种庭院建筑组合是中国特有的，西方则罕有这种类型[20]。
西方仅在将单体建筑做大上努力，以使其内部能容纳多个功能。而中国则着力于将体量不大的单体建筑组合做大，其中每个单体建筑几乎只容纳一个功能。
这或许也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自然观。西方将自然“拒之门外”，通过巨大的建筑形成内部的人类室内空间。中国则将建筑散落于自然环境中，每个建筑单体都有独立接触自然的机会，且建筑单体之间通过室外空间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