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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电子抗战时期，过于国民政府对于军饷七扣八扣的，让想薅羊毛的国军军官们一点钱都捞不到，但为了维持自己奢侈的生活和养姨太太，这些军官们纷纷开始了自己的生意经，不仅向民间贩卖各种物品，还对敌人日军贩卖各种关键的战乱资源，比如粮食、钨砂、汽油等等，只要日伪方面需要，他们啥都敢买，可以说这种要钱不要命的“做生意”，给抗战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两年的1939年开始，国军上至战区司令下到排长，各种走私和贩卖烟土搞的风生水起，不过一开始，他们并没有亲自下场操作，而是设立光卡抽成。
比如西北的国军在在榆林等地包庇汉奸商人，在他们走私给日军的毛皮中进行抽成，而每年来往的货运价值200万元；比如在湖北的国军则在长江两岸设立检查哨，以检查为名暗中从走私货物中收税，其中一担粮食抽成3-5元、一担棉花抽成20-30元、一桶桐油抽成50元、肥皂一箱15元、香烟每条5元。
这其中做的最大的和最公开的就是马鸿逵，以宁夏的土特产和日军交易，然后换回价值千万的货物，当然马鸿逵不亲自做生意，代替他的是他的四姨太太，每个骆驼货物上等者需给钱200元，次等者需要给100元，因此每一千头骆驼抽税和保护款差不多有40万元，而每年往返的货物则价值500万元之多。
这种抽成风险小、成本低，就是无本的买卖，而且现金流稳定，很多国军长官都这么干，但随着抽成的越来越多，一些长官不满钱少，来钱慢，开始自己下场操作，尤其是国军的师长刘湘辅，每天包邮一百担的粮食给日伪军，由国军亲自押送到敌占区，卖掉后从敌占区装载日货回来倾销，而且还没人敢检查，赚的盆满钵满。
但随着干这事的越来越多，一些入场晚的长官不仅没赚到钱甚至还折本，比如1944年冬的时候，国军第184师的曾师长要求下属带着数万发的子弹和现金前往云南购买烟土，然后贩卖到防区内，虽然换回大量的烟土，但却发现全师上下都在做这个买卖，由于运回来的烟土实在太多了，周围烟土价格大跌，他自己不仅没赚到钱，连本金都折了进去。
金融行业听起来是高端人士玩的，但精明的国军长官们怎么会放过这个行业？抗战前夕，日军为了扰乱国统区的货币流通，破坏大后方的币值稳定，以吸纳小额法币，排斥大额法币的方法扰乱市场，只要是沦陷区，就对小额法币进行补贴，补贴额从10%-20%之间，比如100元的法币到沦陷区可以兑换110-120元的大额法币，大幅度减少大后方小额法币的流通，也让小额钞票的黑市价格高于等额的大钞，紊乱货币流通。
而国军长官看到这个补贴，立马看到了商机，当时国军的军饷是小额钞票占八成，大额钞票占二成，因此他们领取军饷后并没有马上发放，而是秘密运输到临近的沦陷区出售，大赚一笔，换回的大钞发给国军，日军的补贴差价自然就是长官自己的，但国军拿到了大额法币，也想到这个赚钱方法，但他们只能强迫老百姓进行兑换，最终导致前线地区货币流通紊乱，物价疯狂上涨，客观上推动了日军扰乱市场的目的。
但走私粮食、换钞票还是小打小闹，满足不了长官们的胃口，不久胆子大的一些长官开始盯上了一些大宗物资，这就是木材。
1943年，美军掌握了太平洋的主动权，击沉日军大量货运船舶，为了维持运输，日军在汕头、厦门、普陀山等地设立木船制造，大规模的建造一些平底帆船，制作平底帆船需要大量的优质的木材，这些材料只有国统区有，因此日军决定拿出自己存储的棉布物资，用以物换物的方式收购后方的木材，而美军得知日军做法后，要求国民政府禁止木材的外流。
虽然国民政府禁止木材外流，但管不住下面的军官啊，木材自己防区内有的是，但棉布可是紧俏的物资，只要能搞到棉布就可以大赚一笔半岛电子，机智的长官们开始强行收购防区内的木材，交给当地公署统一出售给汉奸商人们，由他们转手卖给日军，然后日军以棉布给商人算账，商人在回销后给个人分钱。
就这样，一条稳定的产业链形成，而且走私的木材越来越多，比如安徽泾县的驻军，几个月内就走私大型木材4万多根，但和之前贩运烟土一样，干这行的实在太多了，都搞起木材贩运，导致日军收购的木材标准还高了起来。
一开始日军收购的木材标准是不低于6英寸，但看到木材越来越多，又要求木材必须笔直，只要有点弧度的都不要，但即便如此，国军长官贩卖的木材还是络绎不绝，日军一看，干脆只要口径8英寸以上的，国军相互内卷贩卖木材不仅减少了日军加工工艺的难度，还提高了日军运输船的质量，怎么对得起流血的将士，要是美军知道辛辛苦苦击穿日军运输船结果队友却送材料上门，不知道作何感想。
除了木材之外，长官们连钨砂都不放过，要知道钨砂可是军工生产的必需品，日本几乎不产钨，而抗战中，全球75%以上的钨砂都产自中国，而国内99.9%的钨砂又被国民政府掌握，毕竟钨矿只产于内地，日军占领区的产量微不足道，因此只要国民政府切断对日本钨砂的供应，日军军工生产肯定遭受打击。
但可惜，长官们也不放过这个买卖，广东省仅在1940年的一个月里就走私了80吨的钨砂，而至于全国每年则有3000吨以上的钨砂被走私，其中97%是被日军买走的，可以说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如果没有长官们的允许和包庇，是不可能被运输出去的，而这些走私的钨砂又变成日军的炸弹炸到国军身上，不可谓不魔幻。
钨砂都走私了，铜矿自然也是不会缺少的，仅从广西走私的铜矿每个月就有700吨，而这些铜矿直接满足日军一艘巡洋舰所需要的铜矿材料。
除了普通货物，祸国殃民的大烟长官们也不放过，他们走私粮食换回各种大烟，谋取暴利，比如驻黄河南岸的第38集团军司令，他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整个国军走私，以开大烟馆为主要任务，就连日军在中条山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还在沉迷于大烟，最终导致中条山战役的失利，有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赢？
但中条山战役国军虽然惨败，但战后双方居然又开始愉快的做起来买卖，尤其是汤恩伯，大肆走私，在汤恩伯治理下的河南，当时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大烟，连国军都染上这种嗜好，战斗力更是无从谈起。
由于大烟销量好，新桂系第11集团军控制的安徽全椒、和县、定远一带种植罂粟，搞的江淮一带大烟流行，但种植罂粟导致粮食生产锐减，民间缺粮的同时，国军却大肆走私粮食一千万担，不顾百姓死活，比如1940年，浙江嵊县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饥民暴动，1940年广东五个县发生抢米风潮，安徽也有类似的情形，可以说国军贩卖粮食加剧民众的饥饿。
除了汤恩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不遑多让，他从1939年就开始倒腾粮食和棉布，勾结伪军张少华部，双方打通走私路线，带领整个战区的长官大发其财，自己带头取妾。
可以说抗战时期，整个国军长官就没有不走私的，各地的粮食、山西河南的棉花、广西的桐油、浙江的茶叶、广东江西的钨砂、四川湖南的猪鬃、驼峰航线运输的汽油、磺胺、轮胎，只要日伪军需要，这些通通都可以贩卖，而日伪军也提供各种日用品也被长官们在后方大肆贩卖，赚的盆满钵满。
就连美国人亲自盯着的远征军，在怒江前线也私下和对岸的日军进行食盐、棉纱生意，顺带着一些走私的长官被日军抓走，泄露大量军事机密。
因为长官们要钱不要命，给抗战时期的国军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日军在大肆购物的同时自然不会放过利用走私进行渗透，尤其是中条山战役前，日军靠走私商人将国军的部署摸的一清二楚，直接派遣小分队渗透进入中条山，战役开始前就对各军、师指挥进行斩首打击，一下子让二十万国军没了指挥。
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可以说是个耻辱，但也说国军活该，在战役的前后，第一战区的卡车日夜运输的不是弹药和粮食，而是各种走私物品，导致战役爆发后，主力第14军的炮兵团只有900发炮弹，第14军、第15军缺粮高达百万斤，但多次要求补充也得不到应允，因为卡车都在运输走私物品呢。
而日军发动进攻后，卡车进不来，蒋鼎文临时强行征集了大批的骡马车，口头上说是运输弹药，但其实运输的是日本香烟，真是要钱不要命，当然日军也利用国军走私的心思，安排第一批渡过黄河的日军伪装成走私贩子，将藏在纸烟箱子里，国军一看都是走私物品，都没有检查，但日军渡河成功后，直接打了等着收买路钱的国军措手不及。
当日军打到洛阳城下的时候，生意高手汤恩伯还茫然无知，虽然有二十多万人，但对三万多的日军毫无斗志，日军一个大队就敢向汤军一个师进攻半岛电子，让兵力火力占据优势的国军迅速被击溃。
当然除了前线的战败之外，对于国统区的打击也是巨大的，因为贩卖粮食，国军大肆征集粮食，加剧了国统区的粮食危机，而通过走私过来的大量日货又沉重打击了民族工业，还有大量的烟土，加剧了国统区战力的丧失，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国军居然和敌人交易无异于自杀。
至于国军长官为什么不关心抗战？本质上来说他们只是一支封建式的军阀部队，手中的军队就是自己的私人财产，也是自己地位和财富的保证，他们也并非军人而是政客而已，因此他们需要大量的钱财维持自己的军队，以期提高自己的地位，就这样他们不断冒险与日军交易，至于战胜战败，那是老蒋的事，和他们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