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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苏州的官员随着苏州经济的发展，调任外迁和省内升迁的颇多。早在1987年，高德正主政苏州时就为苏州外向型经济打下牢固基础，两年后就升任为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江苏省委常委。教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也在1989年至1997年与苏州结缘8年，曾任苏州市长。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归来后历任教育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曾在1998年6月到2000年12月任苏州市委书记，现任江苏省省长。
从1998年到2009年间，苏州市委书记历任4人，从、再到王珉、王荣，担任书记的时间并不长。担任市委书记刚好两年半，而2000年12月到2002年5月任苏州市委书记，任期不足两年，而王珉从接任到离开，在苏州的全部任期也不过两年半的时间。相对而言，王荣在任4年半已经是十年来书记任职的最长时间。
从到再到王珉、王荣，苏州市委书记学历都很高，于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度考入南京大学读书，拿到博士学位，王珉与王荣也都出身高校，博士生导师，典型的学者型领导。虽然王荣对外界称呼他为“学者型官员”并不赞同，但高学历依然成为这四任苏州市委书记的亮点。
事实上，从苏州出来的干部不仅走向全国，而且在江苏省内也是“遍地开花”。苏州干EVO真人厅部纷纷在省内出任要职，带动了苏州经验在江苏全省的大面积推广。这也是江苏省委提拔调动苏州干部的初衷。不过对于苏州干部现象，王珉在升迁为吉林省省长时曾公开反对，他认为“只能说是一种巧合”。而他评述为何苏州官员频调外省时说，“发达地区已经走过了一些落后地区即将要走的路，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提前经历了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再到落后地方去工作，就可以把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发展理念带到落后地方去，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
在中国官场，有“苏州出经验、出干部”之说法，此言不虚。事实上，苏州的官员走向全国之前，已经在江苏省内各级党委政府大量任职，执掌诸多重要岗位。苏州之所以出干部，缘于这里出经验，“苏州经验”广为人称道。
有分析人士认为，外向型经济发达的苏州为短时间内干部升迁提供绝好跳板，而每一届苏州高官几乎都对苏州经济提供了强力支持。
上世纪80年代EVO真人厅，改革开放伊始，苏州利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经济的优势，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的发展之路。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面临体制困境，“苏南模式”的老路走入死胡同之际，苏州又奇迹般地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台湾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摸索出了一条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路。
到了世纪之交的和时代，苏州的决策者对外向型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对苏州经济角色的清晰认识，和甘当上海配角的清醒头脑———苏州外向型经济的马达声因此越来越响，最终超越上海浦东成为“主角”。上任伊始，带着包括当时的苏州市长在内的代表团亲赴新加坡，和李光耀等人进行艰苦谈判并取得成功，确保了中国政府在园区持大股，从而使苏州走外向型经济的方向没有发生动摇。
到了王珉走马上任，苏州市启动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就成了王珉实现苏州经济新一轮跨越的“两板斧”。王珉当年提出“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新加坡工业园区亲商理念”也使得外向型理念发扬光大。
王荣在任时是江苏省最年轻的省委常委，对新加坡经验推崇备至，“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版图；用双面刺绣的绝活，实现东西方的对接，”这句话他几乎让所有苏州的官员记在心上。王荣在2008年11月接受江苏卫视国际频道“江苏改革开放30年·高端对话”节目EVO真人厅专访时说:“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三宝’，其深层次内涵不会过时，将成为指引苏州发展的精神动力。”
内地有分析人士指出，“苏州经验”的核心价值不是招商引资的方式手段，而是决策者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
苏州和深圳都属计划单列市，在广东省和江苏省内，这两个城市的位置颇有相似之处。苏州频频走出高官，而深圳空降高官，短时间内调任全国其他地区也成为“习惯”。
与早年深圳外调官员不同，近年来深圳走向全国的官员越来越多，（1997年到2001年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升任山东省长、省委书记EVO真人厅，2007年至今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2000年6月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3年5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2005年6月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2007年9月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2008年10月被撤销中央委员，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EVO真人厅处分。李鸿忠于2003-2005年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07年起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副省长、代省长、省长，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业内分析，经济发展的强势支撑了官员外调，这一点深圳和苏州官员外调模式相似。当苏州官员外调陕西、吉林省任高官时，深圳官员也被委派山东、湖南、湖北。因此业内也分析，中央对当地官员的重用，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肯定。
